比哈尔邦比罗恩想象中的还穷,不仅仅是因为亚达夫的“狮子大开口”。
他还和萨蒂亚考察了这里的经济情况,真实数据让他们都有些吃惊。
印度已经开放六年多,比哈尔非但没有发展起来,经济还每况愈下。。。。
玛雅瓦邦的空气总是带着一股潮湿的霉味,尤其是在雨季。我坐在诊所门口,看着远处尘土飞扬的小路,心里却在想着刚才那场争吵。
“你真的觉得这有救吗?”亚达夫靠在我旁边,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。
我没回答,只是望着那个老妇人离开的方向。她的背影佝偻着,像是被生活压弯了腰。可她的眼神里,还有一丝倔强。
“你觉得那个官员会真的处理这件事?”他继续问。
“不会。”我淡淡地说,“但他至少装模作样地做了点什么。”
亚达夫笑了笑,那种苦笑。“你说我们是不是太天真了?以为换个说法就能改变现实?”
我终于转过头看他。“不是换说法,是换做法。别忘了,我们还有苏尔家的支持。”
“苏尔家?”他嗤笑一声,“他们不过是想借你之手,巩固自己在农村的势力罢了。”
“那又怎样?”我反问他,“只要能改善一点穷人的生活,哪怕只是为了政治利益,我也愿意做。”
亚达夫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:“你知道吗?昨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,北方邦又有三起绑架案。”
“嗯。”我点头,“这不稀奇。”
“但这次不一样。”他的声音低了下来,“绑匪直接冲着政客的孩子去的。”
我皱了皱眉。“什么意思?”
“意思就是,”他喝了口茶,“这场游戏开始升级了。以前绑票是为了钱,现在……是为了政治筹码。”
我沉思片刻,忽然想到一件事。“库马尔最近怎么样?”
库马尔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地方警察局长,也是少数几个还算清廉的官员之一。他曾经公开反对绑架案,结果被调到了一个偏远地区。
“他还在那里。”亚达夫说,“但听说有人在暗中监视他。”
“谁的人?”
“不清楚。可能是某个政党的打手,也可能是绑匪。”
我们都没再说话,只有风穿过街道的声音。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声,那是唯一还能让人感到希望的声音。
“你有没有想过,”亚达夫忽然开口,“如果我们失败了呢?”
“失败?”我笑了,“我们早就失败了。从一开始就知道不可能一蹴而就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?”
我看着他,认真地说:“因为总得有人去做。如果连我们都不做,那就真的没人做了。”
他叹了口气,眼神有些迷茫。“有时候我真的怀疑,我们是不是在浪费时间。”
“不是浪费。”我说,“是在种下一颗种子。也许它不会立刻发芽,但它会在某一天生根。”
亚达夫没再说话,只是低头看着手中的茶杯。
第二天,我去了一趟首府,参加医疗委员会的一次会议。这种会议通常都是走个形式,真正重要的决定早就在幕后谈好了。
但我还是去了,因为我答应了一个朋友要帮他争取一笔资金,用来修缮村里的卫生站。
会议进行得很无聊,照例是各种官僚主义的发言和报告。直到快结束时,主席才提到了预算问题。
“今年的资金比去年少了百分之十。”他说,“但我们仍然要确保基本服务的正常运行。”
我忍不住举手发言。“主席先生,我理解财政压力,但削减基层医疗经费只会让问题更加严重。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改善乡村地区的医疗服务。”